近百年的名人事跡
近百年的名人事跡(篇1)
在歷史名人中,白居易是我最喜歡的詩人,除了他的詩令人難忘以外,我更佩服他嚴謹的態度,堅韌的品格。他以自己出色的才華駁倒了“長安居,大不易”的歷史現實。
“離離原上草,一歲一枯榮;烈火燒不盡,春風吹又生…”。這首寺就是我們家鄉的名人白居易所寫的《離離原上草》,雖然白居易詩寫的好,但是他在成名的路上歷經磨難。
在他28歲去京城把他的第一首詩《離離原上草》給了有名的文學家顧況,顧況一聽“白居易”這個名字,就對他說:“現在,在京城不好呆下去了。”但是當他看到白居易寫的這首詩時,大驚失色說:“你一定可以好好的在京城呆下去的。”
白居易每次寫詩,反復修改,再拿給一些不識字的婦女聽,如果她們不懂,白居易又拿回去修改,讀給她們聽,直到她們聽明白為止。
白居易是唐代寫詩最多詩人之一,我最喜歡他寫的《賣炭翁》,他把人物描寫的很仔細,把賣炭翁的悲慘和宦官的仗勢欺人,都細致的匯成一篇文章,讓人感覺仿佛身臨其境一樣。
“花非花,霧非霧。夜半來,天明去。來如春夢不多時,去似朝云無覓處。”我佩服白居易。,不但因為他的文采,他的勤奮也讓我值得學習。
古今中外的名人事跡篇五
夜晚,滿天的星星在天空中閃爍,就像是文學史上一顆顆閃亮的明星。有浪飲酒舞劍的李白,有憂國憂民的杜甫,有縱情山水的王維,但我覺得其中最閃亮的那一顆應該屬于那位最受歡迎的詩魔——白居易。
白居易少年時期勤奮好學,那首我們最熟悉的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就是他在少年時期寫的。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,他特地到長安準備拜大名人顧況為師。他拿著自己的詩歌拜見顧況,不過顧況一開始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就嘲笑他:“長安米貴,白居不易。”他對白居易說:“你要想白白居住在這天子腳下可是很不容易的啊!”但是當顧況翻到白居易寫的那首詩時卻被深深地震撼了,情不自禁地拍手贊道:“好詩!好詩!”之后,有名師顧況的指導,白居易寫的詩歌更加優秀了,白居易的名聲也越來越大了。
白居易雖然不像“詩仙”李白那樣有傳奇的經歷,也不像“詩圣”杜甫那樣有沉郁的心情,更不像“詩佛”王維那樣有淡泊的心境,但是他卻有像咒語一樣讓人著魔的魅力,他的“詩魔”之稱當之無愧。他的“野火燒不盡,春風吹又生”寫出了小草生命力的頑強;他的“又送王孫去,萋萋滿別情”寫出了對朋友的離別之情;他的“滿面塵灰煙火色,兩鬢蒼蒼十指黑”寫出了賣炭翁生活的艱辛。他的詩句不但寫出了自己生活的樂趣,更寫出百姓生活的苦難。這就是令全民愛戴尊重的白居易,他也是我的偶像,他的勤奮、他的博學、他的善良都是我學習的目標,指引我在求學的路上勤奮前行。
近百年的名人事跡(篇2)
1912年嚴復擔任北大校長之職,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,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,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。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"國種特性",他認為會"如魚之離水而處空,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,如短于精神者之恃煙草為發越,此謂之失其本性",而"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"。出于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憂慮,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二為一,完全用來治舊學,"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圣圣相傳之綱紀,彝倫道德文章于不墜"。這一行為在當時稱得上用心良苦。
近百年的名人事跡(篇3)
民族英雄鄭成功四抗父母不肯投降的趣事廣為人知。他的父親鄭芝龍是一個賣國求榮的大漢-,南明之時,朝廷兵權操縱在他手里,清廷以閩粵總督的官職為誘餌,他就心有所動。一天他把兒子鄭成功找來,講了自己的心思。當時才二十三歲的鄭成功不僅文武雙全,而且有一顆愛國忠心,他對父親的叛變行為十分震驚,他耐心地勸說父親;清廷一向,背信棄義,我們如今地處福建有險可守,抗清地利人和,中興大明并非毫無希望;即使失敗,有史可法為榜樣,也要名垂青史。但鄭芝龍迷戀清廷的高官厚祿,執意投降。鄭成功當夜逃走,決心抗清到底。他在給父親的信中說:"從來父教子以忠,未聞父教子以貳。"
鄭芝龍投降清廷了,然而家財沒有保住,妻子田川氏(鄭成功生母)被清兵-污,自縊身死。鄭芝龍有此國恨家仇而不思圖報,反而為了保全性命,在清廷的指使、配合下三次寫信勸兒子投降,都遭到嚴辭拒絕。
第三次勸降時,鄭芝龍派鄭成功最喜歡的弟弟鄭渡,陪伺清廷的欽差大臣去勸降。這一次清廷出價更高,不但封公,而且答應將福州、泉州、漳州、興化四府的土地撥給鄭成功管轄,鄭渡到廈門,一見哥哥就痛哭不已,懇求哥哥為了全家人的性命忍辱投降。鄭成功思念骨肉,心如刀絞,更覺得倘若投降清廷,就對不起天地良心,會成為民族罪人。于是他堅定地說;"我要的不是個人的富貴,一家的平安,而是大:明的天下,故國的山河。父親賣國求榮,致使隆武帝被俘遇害,幾十萬軍民流血犧牲,至今萬人唾罵!"他還勸弟弟到杭州祭掃岳墓,當岳飛而不當秦檜。后來,鄭成功進軍臺灣,趕跑荷蘭侵略者,使臺灣回歸祖國。
近百年的名人事跡(篇4)
美國盲聾女作家、教育家海倫·凱勒一歲半時因病喪失了視覺和聽力,這對于一般人來說是不可想象、不可忍受的痛苦。然而海倫并沒有向命運屈服。在老師的教育、幫助下,她憑堅強的毅力戰勝了病殘,學會了講話,用手指"聽話"并掌握了5種文字。24歲時,她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著名的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女子學院。以后她把畢生的精力投入到為世界盲人、聾人謀利益的事業中,曾受到許多國家政府、人民的贊譽和嘉獎。1959年,聯合國曾發起"海倫·凱勒"運動。她寫的自傳作品《我生活的故事》,成為英語文學的經典作品,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廣泛發行。
近百年的名人事跡(篇5)
王國維的文化生命中,最深奧的一筆是他的死。關于他的死,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年譜》有如下記載:“五月初二日夜,閱試卷畢,草遺書懷之。是夜熟眠如常。翌晨(即1927年6月2日)盥洗飲食,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。忽于友人處假銀餅五枚,獨行出校門,雇車至頤和園。步行至排云軒西魚藻軒前,臨流獨立,盡紙煙一支,園丁曾見之,忽聞有落水聲,爭往援起,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,時正巳正也。”由此大體可以推測,王國維的死,不僅是一種主動的選擇,而且平靜得很,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約會,沒有絲毫激昂的成分。正是這種視死如歸的平靜,為王國維在文化史的坐標系上圈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。他并非死于具體的時事,而極可能是死于對他身處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,對于中國文化中某些無法補救的缺失的絕望。從大的歷史觀來看,他的死,不僅不拘泥于一些具體時務,更超越了個體生命;他以死來將自己同淪落的文化分割開來——他看到,倘肉體不死,精神必定走向泯滅,所以,只有以肉體的死,換取精神的永生。這正是他的大清醒、大智慧處。當時恐怕只有少數有同感者看穿了這一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