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鴻章是晚清政壇上的重要人物，他在清政府的內政和外交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；歷史人物李鴻章故事你了解多少？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歷史人物李鴻章故事簡介，歡迎大家分享。

歷史人物李鴻章故事

李鴻章(1823年2月15日-1901年11月7日)，本名章銅，字漸甫、子黻[fú]，號少荃(一作少泉)，晚年自號儀叟，別號省心，安徽合肥人，中國清朝晚期政治家、外交家、軍事將領。世人多稱“李中堂”，又稱“李二先生” “李傅相” “李文忠”。

李鴻章為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進士，早年隨業師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與捻軍起義，并受命組建淮軍，因戰功擢升至直隸總督，兼北洋通商大臣，累加至文華殿大學士，封一等肅毅伯。期間著手辦理洋務，創辦了北洋水師。甲午戰爭失敗后，作為特使與日本簽訂《馬關條約》。后被啟用為兩廣總督。光緒二十六年(1900年)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后，參與“東南互保”，并北上談判，次年與慶親王奕劻代表清政府簽訂《辛丑條約》。不久即病逝于北京，享年七十九歲。死后獲贈太傅，晉一等肅毅侯，謚號“文忠”。其著作收于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。

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，與曾國藩、張之洞、左宗棠并稱為“中興四大名臣”，慈禧太后視為“輔佐中興，削平大難” 及“匡濟艱難，輯和中外” 之人。同時西方有視之為“當世三杰”者 。但因其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，加之個人貪腐、決策失誤等問題，也招致諸多批評。

李鴻章早年經歷

1823年(道光三年)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東鄉磨店鄉。[2] 父親李文安，母親李氏，兄弟姐妹八人，李鴻章排行老二，故民間又稱“李二先生”。譜名章銅。李鴻章[3] 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。他少年聰慧，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，攻讀經史，打下扎實的學問功底。1840年(道光二十年)，中秀才。1843年(道光二十三年)，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。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，函催鴻章入北京，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。鴻章謹遵父命，毅然北上，并作《入都》詩10首，以抒發胸懷，為世所傳誦。有“一萬年來誰著史，三千里外欲封侯”一句。他以詩言志，有“遍交海內知名士，去訪京師有道人”之宏愿。

入京后，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，遍訪呂賢基、王茂蔭、趙畇等安徽籍京官，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;同時，由于科場順利，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游和開闊的眼界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(舉人)、丁未(進士)兩科中，人才濟濟，不少人日后膺任樞臣疆寄，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而特殊的關系。1844年(道光二十四年)應順天府鄉試，考中84名舉人，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，同年與周氏完婚。李鴻章年輕時畫像1845年(道光二十五年)入京會試，以年家子身份受業曾國藩門下。[5] 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，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(孫鏘鳴之師)，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，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，均有一定的啟迪;而以潘、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，對李鴻章后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于江蘇，也予以極大的支持。然而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，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后的“乙丙之際”(即1845—1846年)，即以“年家子”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，學習經世之學，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。當時，曾國藩患肺病，僦居城南報國寺，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。報國寺又名慈仁寺，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。

面對內憂外患，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。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、辭章、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，旗幟鮮明地增加了“經濟”，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。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“朝夕過從，講求義理之學”，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《經史百家雜鈔》，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“才可大用”，并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、陳鼐、帥遠鐸等一起，稱為“丁未四君子”。太平軍起，曾、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，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，足見期望之殷。1847年(道光二十七年)中進士，列二甲第十三名，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同時，受業曾國藩門下，講求經世之學。1850年(道光三十年)翰林院散館，授翰林院編修，充武英殿編修。

李鴻章軼事典故

字號別名

李鴻章在《辛丑條約》的簽名，右半部分左下有一個“肅”字

李鴻章在《辛丑條約》的簽名，右半部分左下有一個“肅”字

李鴻章的譜名是章銅，字為漸甫、子黻，號少荃(一作少泉)，到晚年時自號儀叟，別號省心。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，故民間稱“李二先生” 。同時，因他位至內閣大學士，被視為宰輔，故世人多稱其為“李中堂”或“李傅相” 。李鴻章死后謚號“文忠”，故后世又稱為“李文忠” 。

此外，從現存《辛丑條約》的原件中可以看到一個類似于“肅”的字，這是李鴻章簽名的習慣，在幾個條約中均有體現。之所以如此寫，是要表示自己在朝廷受封的”肅毅伯”爵位。

曾李師徒

李鴻章受曾國藩影響很大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，他通過父親與曾國藩同年的關系，師事曾氏，“日夕過從，講求義理經世之學”。當時，曾國藩患肺病，僦居城南報國寺，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。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、辭章、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，旗幟鮮明地增加了“經濟”，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。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“朝夕過從，講求義理之學 ”，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《經史百家雜鈔》，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“才可大用”，并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、陳鼐、帥遠鐸等一起，稱為“丁未四君子”。日后太平軍起，二人各自回鄉辦理團練，曾國藩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，足見期望之殷。

到咸豐年間初入曾國藩幕府時，曾國藩深知李鴻章自恃才高氣盛，鋒芒畢露，真要獨當一面，還需再經一番磨礪。于是，他平時盡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，將其與胡林翼、李續宜等方面大員同等看待;當時，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，如李元度、左宗棠等，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，以挫其銳氣。至于曾氏本人，更是身體力行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。如李鴻章愛睡懶覺，曾國藩則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后方肯用餐，逼李鴻章每日早起;李鴻章好講虛夸大言以嘩眾取寵，曾國藩多次正言相誡：待人惟一個“誠”字。每當遇到困難和挫折，曾國藩則大談“挺”經。如此苦心孤詣，使李鴻章的思想、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。李鴻章自稱：“我從師多矣，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，其隨時、隨地、隨事，均有所指示。”又說：“從前歷佐諸帥，茫無指歸，至此如識指南針，獲益匪淺。”

結仇翁氏

太平天國起義時，安徽巡撫翁同書棄城逃跑，曾國藩起草《參翁同書片》時采用李鴻章之草稿：“臣職份所在，例應糾參，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”(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)，并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。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仇。